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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开始渐次转入反攻。9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向各野战军首长通报战况时指出：“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山东战场的战况也很快得到了改变。10月2日至8日，许世友、谭震林率领华东野战军东兵团进行了胶河战役，歼敌1.2万余人，收复掖县（今莱州市）。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山东战场也转入了反攻。从此，“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仅过去三个月的时间，解放战争的形势即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内政上善于求同存异，善于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点，善于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所以他具有能把各种不同思路的人凝聚到一起的人格魅力。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求同存异，才既能保持独立自主，走好自己的路，又能融入世界，实现和平共处。在外交工作中，如何处理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在内政上，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老百姓的关系？对此，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以大事小”。年召开使节会议时，周恩来发现有的大使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便抓住这个问题，讲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提倡对外平等待人。周恩来指出：“对亚非国家，我们应当有‘以大事小’的胸怀，要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倡导“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他指出：“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国，容易对小国不尊重。我们在人民中就经常提出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问题。由于历史的传统，大国容易对小国忽视和不尊重，因此我们经常检讨自己。”万隆会议后，周恩来主张各国以万隆会议精神相互约束。他认为，“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柬埔寨、缅甸等国关系时，尊重小国、“以大事小”的做法，给西哈努克亲王、吴奈温总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矛盾，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实现社会和谐？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新中国成立初，周恩来就指出：“每个单位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不犯本位主义，不单纯依赖国家，并在各自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成绩。”他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的论述，处处体现着顾全大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思想方法。
1947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本希望通过恢复和平谈判来缓和他们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但实际上遭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拒绝。于是，他们图穷匕见，正式地、最后地与中国共产党破裂。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分别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办事处，要求这些办事处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 对国民党政府这一措施的性质及其后果，中共中央负责人发表评论说：“蒋方这一荒谬措施，无论是出于蒋介石本人的命令或是其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都是表示蒋方已经决心最后破裂，放手大打下去，关死一切谈判之门。”
随即，一二九师将为刘伯承祝寿作为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来做，并以电报的形式，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作了请示，毛泽东、朱德等人欣然同意。于是，这场由一二九师政治部发起的庆寿活动，上升为由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批准和决定的重大政治活动。 庆寿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刘伯承和家人却不肯配合，没办法，一二九师政治部只好自行择定日子，选在了12月16日。事实上，刘伯承的生日是12月4日。
月出生于河南省西华县杨树李村，先后就读于西华师范学校和开封东岳高中。他聪颖好学，擅长演讲，热爱阅读历代名著。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精忠爱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影响着求学的李子纯，他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进步青年。月，李子纯受党组织派遣到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讲习所里，毛泽东、恽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系统讲授的《共产党宣言》《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课程，极大影响了李子纯，使他政治上更加成熟，他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全面内战仅进行了三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已经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大多数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整编第3师和整编第1旅。中国共产党已经看出蒋介石国民党不仅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在军事上也因为主力部队不断被歼灭以及需要担任守备，存在着兵力不足与战线太长之间的尖锐矛盾。因而到了1946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已经看到了战争胜利的曙光，不仅不惧怕，反而决定通过战争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来解决问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计划是：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国民党第一线进犯军的1/3，以这样的胜利来扭转局势。国民党军队用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线作战部队有162个旅，1/3即是54个旅。鉴于当时解放军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已经歼灭国民党军20多个旅，因此毛泽东认为达到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当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觉得有把握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和与战的主动权已经不是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手中了。
1969年10月18日，刘伯承被通知疏散到武汉。10月20日，他处理了文件资料后始去武汉，后又转赴上海。在上海，他继续治疗视力极其微弱的左眼。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刘伯承对前去探望他的军政大学校长萧克说：“我现在年纪大了，眼睛也不行了。这些教材和图书留给你们，希望你们把学校办好！”1972年2月，刘伯承给叶剑英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我的身体渐趋不好。但是，从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军队建设出发，凡是他们愿意问我的，或者我想到了的问题，我都以参谋的身份向他们提出来。当然，我的那些意见，都是些老经验、老生常谈的东西，不一定适合新的情况，而他们基本上是听了算了，很少回过话。现在我是个老弱病残的人了，又总是休息不好，精力很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也想尽一份力量。但是，力不从心，难能给你们当个参谋了……为了给会议研究问题提供点资料素材，我请作战部的同志，把我1960年以来说过的一些话（限于精力和时间未加校对），把那些‘古董货’翻出来，作为一孔之见，即送你们一份，供研究参考。”
1928年4月在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低潮时期，经段德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22日与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任军长兼第13师师长。8月起率部在湘鄂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任特委委员。年底率红5军主力到井冈山，同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4军会师。所部编为第30团，任红4军副军长兼第30团团长。1929年1月根据红4军前委召集的联席会议决定，为掩护军主力向赣南发展，率第30团等部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经与湘赣国民党军20多个团激战数日后被迫突围，途中遭敌伏击，所部仅剩300余人。同年9月红5军重建时仍任军长。他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和扩大红军队伍，使红5军在半年内发展到5000余人。
月，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为了防止因选举产生矛盾而影响党的团结，毛泽东再一次解释了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从七大以来，在处理党内事务上力争求得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果，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相比，党内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能力不行，条件不够，恰好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们之所以落选，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选谁不选谁，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观地、心平气和地看待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不要因此而影响工作情绪，影响党的团结。
陈赓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递给一个同志，可他不肯接；再递给其他人，还是没人接。陈赓嘴角一咧：“你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就是爱面子，心里想吃又不拿，给！”他把苹果硬塞给一个队员。后来，漠雁陪着陈赓看演出。陈赓看到一个叫《战地小休息》的节目，见到剧中战士满脸被烟熏黑的样子，不满意地摇了摇头：“为什么要把志愿军战士搞得那么脏？那么野蛮？挽袖子把胳膊，很不雅观。我们的战士是很文明的，是很讲卫生的！美国兵在阵地前捉虱子，我们的战士自造洗澡桶，一天洗一次澡，还在阵地上种种花草，这才是真正的乐观主义，别搞形式！”
1946年底，为了抗议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生事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反美的群众运动。国统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起而响应，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达50万。 1947年5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场运动由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发起，迅速扩大到北平、天津、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许多城市。5月20日，当京、沪、苏、杭等地大学生代表聚集南京同南京大学生一起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逮捕打伤学生150余名，造成“五二〇”血案。
人参加红军的成绩，再次夺得全省第一名。更为可贵的是，以钟循仁为首的县领导一班人，处处模范带头，言传身教，逐渐在全县干部中培养起至今仍为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县参观团赴兴国参观时，特别强调要求“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兴国县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回国前，陈赓把洪学智找来说：“彭总这次回国，要当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总理太忙，还兼着军委常务副主席，忙不过来，所以非要彭总回去不可。”彭德怀交代：“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１９２２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配合好。”陈赓开起玩笑：“可是，我在志愿军里的资格可没有学智同志老哟，我是后来的。”
余国赠送给金日成的上万件礼品，其中，历届中国领导人赠送给金日成的精美礼品更为光彩醒目。看到这些，心中不胜感慨。悠久的历史、传统的文化、似曾相识的古迹、精美绝伦的礼品、绵延不断的友谊……这些不正是中朝关系渊源深厚的见证吗？月，我被派往纽约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政务参赞，主管安理会事务。韩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韩国外长的女婿）得到消息后立即前来拜会，后来又两次邀请我到他位于新泽西的花园别墅做客，对中国政府和我个人在推动半岛南北双方入联问题上所作的努力再三表示感谢。
1959年1月19日，67岁的刘伯承携家眷由南京回到北京。9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徐向前。在一般人眼里，战略小组组长算是个虚职，可刘伯承不这样认为，他夙兴夜寐地为国防建设特别是战备工作操劳。 刘伯承撑着残弱的病体，深入部队，深入边防，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亲自动手给中央军委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从世界战略形势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场准备，从一种武器的研制、一条铁路线的修筑，到每个战士负荷的减轻，他无不精心擘画和周密思考，并及时向中央军委和总参、总政、总后提出建议。
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中，政治学院集体创造了工地自施工以来日最高纪录，获总指挥部奖旗一面。在总结授奖大会上，有24个单位获总指挥部奖状、62人获奖章。这不仅是奖赏，在奖赏里面凝结着比奖赏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对书本知识新的理解。 有走出去，也有请进来。依照学员、教员和广大干部的要求，政治学院在建院之初短短几年，先后请外交部、国家计委、商业部、农业部、中联部、中央统战部、全国总工会等70多个部门和单位的人员来院作报告。邓小平、彭德怀、贺龙、陈毅、李富春、余秋里、谭震林、耿飚、邓子恢、罗瑞卿、彭真等来作报告。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对理论的阐述，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讲解，深入浅出，具体明了，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56年7月2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接见了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高干轮训班第一期学员和全院校级以上军官并合影。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率115师一部从陕西三原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晋察冀边界地区的阜平、曲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起敌后最早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38年初南下吕梁山地区，参与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与代师长陈光先后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在延安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任115师政治委员。1939年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决策，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686团等部东进鲁西平原，执行巩固和扩大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首战樊坝，全歼伪军1个团，打开了鲁西地区的抗日局面。8月参与指挥梁山战斗，歼日伪军300余人。11月与郭洪涛等赶赴湖（微山湖）西地区，迅速制止和妥善处理了滥捕错杀的“肃托”事件，解救了大批受害干部和群众，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他率115师进入山东后，指挥所属各部队，和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与日伪军作战，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分别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连接华北和华中敌后战场的枢纽。
党中央认为，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研究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伟大历史功绩；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深入研究党不断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百年历程，深刻领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和政治优势；深入研究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历程，深刻认识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更好为人民谋幸福、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入研究党加强自身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百年历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