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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1927年便赴苏联留学，先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学院高才生。回国后曾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兼任过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治委员等，有丰富的治校育才经验。 1950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陆军大学筹备委员会，指定军委军训部部长萧克为筹委会主任，当时主要工作是选择校址。9月，聂荣臻向毛泽东呈送关于陆大选址问题报告，毛泽东批复：“同意陆大设在南京。”11月16日晨，周恩来将《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要求首先要把军事学院办好。 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在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团没拿下日军据守的山头，贻误了战机，伤亡还不小。一向隐忍温和的刘伯承师长发了脾气：再打不好就撤番号！楚大明没有骂娘，没有喊口号鼓舞士气，他快步走到队伍的最前面。到了林县城下，敌哨兵问：“哪部分的？”楚大明没有停步，从容反问：“你听到枪响了吗？”哨兵愣神之际，尖刀班扑了上去。突击连迅速进城，掏墙跨院迂回穿插，直抵日军据点。团也要听我指挥，共产党员跟我上！”他提起驳壳枪冲了上去。机关干部、警卫排一拥而上。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打敌人也要给团长挡子弹！楚大明打光了子弹，又捡起鬼子的三八枪向前跑。 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论相衔接。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特别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等重要会议上，对党的历史都作过总结和论述，体现了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新认识。这次全会决议要体现这些新认识。
岁时的棉袄，补了好几个补丁，袖子接长了好几回，同学们笑她：“县里第一大官的女儿穿这种衣服，真丢人。”焦裕禄知道了，对她说：“一点点大的年纪居然比起穿着来了，什么是丢人？不好好学习，不遵守纪律，那才是真正的丢人呢！衣服旧了、破了，洗干净了，补好了就行了！”在父亲的教导下，她那件旧棉袄又穿了两个冬天，直到实在不能穿了，才改了改给小妹妹穿。元补助生活。由于生活困难，他们家里没有添过一件新衣服。家里的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徐俊雅就含着眼泪把焦裕禄生前穿过的衣服拿出来，缝缝改改给大儿子穿，后来小了就转给了小儿子穿。 月中旬一天，日伪军五十多人从广宗城出来“扫荡”，当敌人进入我二营伏击圈时，机枪、步枪一起对敌人射击，紧接着楚大明带头冲了上去展开白刃战，俘虏伪军二十多人，击毙日军十九人，缴枪四十支。时，押送刘主任的牛车进入伏击圈，日军紧紧围绕大车。楚大明命令：不许向大车开枪，上刺刀，向敌人冲击。两个连分四路，在楚大明带领下冲向公路，与敌军白刃格斗，团冲出一道包围圈，被截住；再冲出去，再次被围。血战三个昼夜，团长徐绍恩、政委李汉英相继牺牲，全团伤亡达 日，日军进行了一场血腥残暴的大“扫荡”。真实的抗日战争极为残酷。据史料记载，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中承受的损失最大，全区牺牲旅（地委）级以上干部旅，这个旅是军区唯一留下的野战部队。平原游击战处于最低潮、最艰苦的时期，楚大明和战友就是在“抬头见炮楼，出门上公路”的大平原上，用最简陋的武器与最凶恶的敌人血拼。八路军缺枪少弹，团一些新兵扛的是大刀红缨枪。楚大明锤炼部队的办法就是拼刺刀。他说：“拼刺刀，拼的是一口英雄气。不敢拼刺刀的兵，给他讲多少战术也使不上。再勇敢的战士也有腿肚子打哆嗦的时候，干部必须冲在前面！”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对不公正待遇产生的原因曾作过富有启示性的分析。他认为，不公正待遇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有时是为了照顾整体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为了选举出一个能够执行七大路线，领导全党、团结全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三条选举方针：第一，既要选举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选举犯过路线错误而又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第二，组织成分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认识山头，争取最后消灭山头的前提下照顾山头，即照顾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选举能够通晓各方面知识的同志，也要选举只通晓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知识的同志。这三条选举方针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为了团结全党，为了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要照顾各个方面。按照这样的选举方针，在中央委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得一些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知识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呢？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些够条件当选的同志不能当选，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领导山东解放区军民积极执行中共中央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使山东成为进军东北的主要前进基地和兵员基地，并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1945年10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在国共两党进行停战谈判期间，提出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准备长期作战，并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8月去苏联治病，切除一侧肾脏。1947年5月回到东北战场，随后参与指挥了秋季、冬季等攻势作战，组织领导了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他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示在全军推广。他建议并主持建设东北二线兵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组建了164个独立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他还极力纠正一些部队破坏城市的违纪行为，促成东北军区颁布了8条《入城纪律守则》，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1948年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辽沈战役。他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东北解放后，与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平津战役中，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战役指挥及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3月主持中共与傅作义、董其武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6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30日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这篇评论指出了蒋介石国民党必然灭亡的命运。评论指出：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评论着重指出：“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这篇评论还指出，形势正在迅速朝着蒋介石反动统治灭亡的方向发展。“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已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了，“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以及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1951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9月，兼任国防部部长，旋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继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谈到陕甘宁边区的卫生工作：“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提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要慎重对待知识分子，“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产阶级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中共依此为原则接管了旧中国的卫生机构与卫生技术人员，但短时期内难以完全涤荡残留在部分医务人员思想中鄙视中医的余毒。而在思想深处对中医抱有偏见或误解、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些人的支持下，形成一股曾经在民国时期出现过的废除中医的思潮。个别领导邀请余云岫等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工作会议，此举引起许多中医的不满。余云岫在会议上抛出了民国时期他主张消灭中医的那一套陈旧的说辞，招致与会中医的强烈反对，但得到了一些人的暗中支持。当时有人曾发表文章，将中医说成是“封建医学”，“只能在农民面前起到精神上有医生治疗的安慰作用”。在这些错误言论指导下，限制、敌视中医的力量有发展之势。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恢复和谈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会有利于蒋介石国民党，使他们获得喘息时机，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而决定采取“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的方针，以便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进一步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当天获悉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电，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出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拒绝美方调停，就是想让和谈恢复不成。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所谓我方两条，即中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持的恢复（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与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大”制定的“宪法”。前已述及，这样的条件国民党根本无法接受。提出这样的条件等于实际上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恢复和谈的要求，从而让他们借和谈获得喘息时机以重整军队再度进攻的企图无法得逞。
月，中共八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为了防止因选举产生矛盾而影响党的团结，毛泽东再一次解释了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绝对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他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从七大以来，在处理党内事务上力争求得一个比较公平的结果，与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相比，党内是比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能力不行，条件不够，恰好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们之所以落选，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选谁不选谁，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观地、心平气和地看待选举中的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不要因此而影响工作情绪，影响党的团结。 旅作战，使师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从日军合围的间隙中突出重围，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同时指挥外线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破坏日军运输线，打击其抢粮行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日，他在《战术问题》一文中写道：“牛抵角的战术是非常糟糕的，马的战术比牛的战术高明，狼的战术又比马的战术高明……攻硬者则软的亦硬，攻软者则硬的亦软。毛主席说：我们在战略上一个打敌人十个，在战术上十个打敌人一个……击溃敌人一个团，不如歼灭敌人一个营，只有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显示我们的威力，使敌人害怕。”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人谈及卫生工作时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及发展中医的问题时，再次将中医放到文化遗产的高度看待，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要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强调中医是文化遗产，把中医提高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回顾中医在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希望人们正确看待中医、认识中医，希望人们能够跳出医学争论的怪圈从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中医、发展中医，希望人们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进程中正确认识中医对人类生存繁衍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基于文化遗产提倡重视中医的思想，超越了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是非、强弱、科学与迷信的争论，从而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对中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与认同。当然，毛泽东对这一文化遗产不是全盘接受、全面保护的，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提出西医学习中医，要求西医以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中医这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1958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刘伯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1959年9月，他出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图为刘伯承在学习马列主义 “刘伯承同志有大智大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贯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主动承担最困难、最危险的任务，临危不惧、临难不苟，赴汤蹈火，义无反顾。他以无产阶级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对手，驾驭战局的发展变化，夺取主动，战胜强敌。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身经百战，先后负伤九处之多。”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在为刘伯承致的悼词中这样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针对文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同小异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一部影片来看，它是静止的、统一的，但它却是暂时的、相对的，把它和另外一部电影一比较，就有着不同，就有着矛盾，也就会有着发展。”抓电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着一些不同，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罗荣桓，原名罗慎镇，字雅怀，号宗人。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衡山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8岁读私塾，12岁上小学。1919年入长沙协均中学，曾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1924年7月考入山东青岛大学预科。1925年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组织学生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1926年夏毕业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8月参与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尔后率起义武装百余人到江西修水，编入由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改编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不久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师部参谋。后改任连党代表，随毛泽东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1团3营党代表。1929年初随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3纵队9支队党代表。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2月出席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军思想，当选为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在担任连、营、支队党代表期间，积极实践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在基层实行民主制度，反对军阀作风，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部队指战员的爱戴。 一次几千人的突围作战，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为什么会赢得解放区军民一致的由衷敬意？为什么会被称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月，受安徽电视台之邀，笔者有幸随《八月桂花遍地开》摄制组驱车进入大别山采访。沿着当年皮旅突围的线路，从白雀园出发，途经刘家岭、松子关、吴家店、磨子潭、青风岭，一直到皖北平原的津浦路，我们寻访着、考察着、追忆着、探讨着、思考着……位于大别山西南的白雀园，境内山岭重叠，大都呈东西走向。一条宽阔的白河缓缓流淌，由南向北穿过。走进白雀园的明清古街，使人感到这里的时间仿佛停止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经是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三块红色区域的交通要衢。 林彪，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4000人讨论的后期，胡乔木总结了讨论中的18条意见并进行说明，同时，安排改写第四稿。由于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疲劳之中，他病倒了，在陈云一天三次催促下，才住院治疗休息。 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锻炼和教育，既是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总结，同时又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强调正确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认为正是磨难造就了杰出人才。关于这一点，孟子讲过一段众所周知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极其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在论述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时，一方面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行论证。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段话。他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讲的这些事
以往我们给家中老人送礼品时，一般只考虑吃的穿的以及玩的物品，而每次送过去时这些老人总觉得这些物品家中不缺，以至责怪我们不该为他们乱花钱。记得大前年的中秋节前夕，我们把节礼送到我父母家，父亲仍象以往一样对我们责怪一番，然而他竟对礼品中包裹水葡萄的几张旧报纸格外感兴趣，并当场拿起来细细阅读。此时我才知道父母亲退休后尽管经常看电视、听广播，但对纸质媒体依然很喜欢，这应该仍然是老人们获取新闻等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从那时开始我与妻子决定，今后凡在年底这段时间给双方父母送礼品时，其中一定要有报刊的订单。 “韦杰，你们那个一八○师，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他们并没有被包围，敌人只是从他们后面过去了，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后面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有敌人，晚上完全可以过去嘛，为什么要说被包围了？哪有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彭德怀火气上来了，追问道：“你这个韦杰，军长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是照转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除了彭德怀的声音外，再没有别的声音。韦杰一时也不知说什么好，他知道现在任何辩解都无济于事，而且说什么都可能是火上浇油。于是，他闷声不响。可彭德怀就是不喜欢一声不吭，见韦杰不答话，满眼冒火，发作得更加厉害。 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赤岸、王堡两个村庄毗连。抗战时，这两个村分别是一二九师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驻地。1942年冬，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太行区根据地的军民们，为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五十大寿庆祝活动。 1942年12月初的一天，《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刘伯承庆寿委员会筹委会成立，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参谋长李达、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等人为发起人，向抗战军民征集祝寿作品，定于12月16日为刘伯承举行庆寿大会。这则新闻，正式拉开了为刘伯承举办五十大寿活动的序幕。 既然蒋介石已经站在了全民的对立面，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之中，在军事战线和政治战线都已经打了败仗，已经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既然形势的发展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估计的正确，那么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篇评论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口号，但这一口号已呼之欲出，只是等待一个时机，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战役胜利打开了南进的通道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大别山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刘邓大军发起战略进攻后，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余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完成了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完成了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这三路大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不公正待遇包括错误的批判、错误的处分、错误的职务变动（降职、撤职或者调职），在某些情况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职务、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作出的。毛泽东认为，既然不公正待遇难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锻炼和教育，那么当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种不公正待遇，都应该把党的纪律、党的团结和统一摆在第一位，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待不公正待遇应有的态度。
1947年10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都已转入反攻的背景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在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个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并向国内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包括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和腐败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在全中国的反动统治，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待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政策选项。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除了灭亡，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了。 论述学习文化的重要性：我打个比喻，经验好比铜钱，我们的一双手最多只能拿上三几十枚，假若我们有了足够的文化知识，就好比有了钱串子，一下子就可成百成千地把铜钱串起来，这就是把经验系统化，我们才能富有起来，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战术素养提高起来。批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报告：你们看山西毡帽，怎么戴都可以。有的报告跟它差不多，说“激战一昼夜，双方无伤亡”，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激战”而又“无伤亡”，叫人无法琢磨。论述敌人对交通线的依赖：平汉战役是抓住了“吃屎的狗离不开厕所”，敌人的企图是打通平汉线，走西边是山地，不便走，走东边是沙漠，困难，非沿铁路北进不可。■ 在此之后，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同时，蒋介石为了振奋士气军心，并在政治上打击中国共产党，调集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于3月19日在人民解放军主动撤退后，占领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占领延安，从表面上看是蒋介石国民党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走上了绝路。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前，毛泽东对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发表讲话说：“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为什么说能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毛泽东后来这样说：蒋介石能够打到我们的延安来，我们就能打到他的南京去。可以说，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加充足的依据。 年，功勋卓著，被人民群众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为什么能赢得人民这样的称赞？他为什么能出色地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情最为复杂的大国的国务？他为什么能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至今仍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国总理？这与周恩来的才能分不开，他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这也与他的勤劳分不开，他可以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精力充沛，好像不知道疲劳。这更与他的忠诚分不开，他对人民、对国家、对领袖始终忠心耿耿，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这还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分不开，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坚持中共中央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领导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11月任中共中原局书记，随后组织力量深入华中敌后， 开展游击战争。 1941年国民党阴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惨重损失。他在这时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同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恢复和发展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扩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39年至1941年作了《论共产党的修养》等著名演讲，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
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次全会决议重点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积累的新鲜经验，主要考虑是，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历史，前两个历史决议已经作过系统总结；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和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三十周年时党中央都进行了认真总结，我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作了系统总结。因此，对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历史时期，这次全会决议要在已有总结和结论的基础上进行概述。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有利于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时，有人曾提议：主席由总书记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可见，当时中共党内也是把向忠发称为总书记的。月召开的四大开始的。四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仍然设立了总书记的职位。这次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其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四大和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地位和非同一般的影响，自此总书记的称谓便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画上了等号，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代名词。但是， 为了完成开国大典的摄影任务，摄影科作了很周密的计划，以确保开国大典的摄影报道万无一失，尤其是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场景，还有朱德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场景。如何能拍到最佳的照片，吴群思前想后，最后决定由陈正青完成这一关键的拍摄任务。岁，但在新闻摄影科数他的年龄最大、摄影水平最高、身体素质最好，他被同事们公认为“摄影干将”。他摄影经验丰富，还有精良的摄影设备——一架美国产的照相机。这是从东北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不仅配有闪光灯，而且胶片是一张一张的页片，一拍出来直接就是标准的新闻照片尺寸，无需放大，便于及时发稿。因此，几个人同拍一个场面时，他一直独占鳌头。 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王沪宁、赵乐际同志担任副组长，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及有关中央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承担文件起草工作。 从反馈意见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一致认为，党中央决定通过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是郑重的历史性、战略性决策，充分体现党牢记初心使命、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充分体现党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和使命担当，充分体现党立足当下、着眼未来、注重总结和运用历史经验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一致赞成这次全会着重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就决议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周其林回忆说，皮旅除了开仓，还做了三件大事：一是给每个官兵准备了五天的干粮；二是把空粮袋拿来给每人制作了一双布鞋，两双草鞋，还有衣物；三是部分伤员和不能行军的同志安置在老乡家里隐蔽起来，休养身体。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一个国民党军的粮食仓库。当即开仓放粮，把一部分粮食分给了贫苦的老百姓，一部分作为部队的给养，解了燃眉之急。这个粮食仓库，如今仍在吴家店附近的果子园徐氏祠堂里。一个旅三个团的队伍，在深山老岭活动，这需要多少粮食啊！吴家店休整，幸亏部队发现了一个国民党军的大粮库，才解决了皮旅的粮食问题。可是当部队出发时，供给部部长范惠却与皮定均发生了一场要不要烧“粮库”的激烈争吵。
日，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合影的时候，穿的就是大姐焦守凤穿过的、改了几次的衣服。直到今天，焦家兄弟姐妹几人仍是朴素示人，从不追求奢侈和享受。不搞特殊化是焦家最有底气的家风。作为一名长期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党员干部，焦裕禄深知领导干部搞特权的危害性。为此，他到兰考一上任就取消了县里给领导干部的特殊照顾。有一次，焦裕禄发现儿子焦国庆很晚才回家，一进门，就问他上哪里去了。焦国庆说：“到礼堂看戏去了。”焦裕禄接着就问他：“谁给你钱买的票？”焦国庆说：“谁也没给我钱，我也没有买票就进去了。我们几个小孩都在戏院门口挤着想进去，检票的叔叔说：‘你们都是谁家的小孩，快回家睡觉吧。’我就说：‘焦书记是俺爸爸。’那个叔叔一听就让我进去了。”焦裕禄听后教育他说：“国庆，你可知道，剧团的叔叔、阿姨在舞台上又蹦又跳，那也是劳动。如果我们都像你看戏不买票，就等于剥削他们的劳动果实。你今后还看不看白戏？”焦国庆最后说：“我错了，今后再不这样了。”焦裕禄掏出两角钱递给他说：“从小要养成为人民服务的好品德，不要以为爸爸是书记，光想着搞特殊。明天上学，路过戏院门口，把钱送给礼堂的叔叔，再认个错。” 月杨至成曾到过贵阳，原本打算携家人一起回家乡看看，惜因心脏病发作未能如愿，留下终生遗憾。信中杨至成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亲人的深深思念。“三穗家乡是好地方，有美丽的山，有清明的水，这是我常回忆不忘的。你把它详详细细地写上情况并家族中的情况告诉我。”此外，还在信中要侄子杨应林寻找一位政治可靠、没有家庭生活拖累的女保姆到北京为其操持家务，并表示可支付每月元工资。在信笺天头空白处，杨至成还要其代问候赵婶娘，并请县委照顾她。同时询问侄子杨应林多大年纪，有几个兄弟、孩子。 年曾经这样谈及：“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这段时期阅读的马列著作，让他受益匪浅。他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在遭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期间，毛泽东还抓紧时间作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两篇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这两次调查，对他加深对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正确制定农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并不是毛泽东对党员和干部所做的一种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信非虚言。 月《太行军区二月反“扫荡”的军事经验教训》一文中，刘伯承分析：“敌人‘扫荡’太行的基地就是阳泉、沁县、长治和邯郸。……敌人为要捕捉我首脑机关，必须轻装疾行，才能奇袭。但轻装行动于空舍清野的根据地，就不能作持续的‘扫荡’，此是它历年来痛苦的教训。为要在根据地内持续摧毁我军民的生存条件，必须建立补给线，前送粮弹；同时为要运走所掠夺的资材，也必须依靠补给线后送赃物……这些地带（基干铁路和重镇）是敌人的命脉，也是敌人防御薄弱的地方。” 为配合刘伯承的五十大寿庆祝活动，《新华日报》（华北版）和一二九师的《战场报》需要刊登刘伯承的履历和个人事迹。 刘伯承见到两名年轻人来访，态度非常慈祥和蔼。可是，当他从李达口中得知两人的来意后，态度和语气便变了：“大家都这么忙，谁出的这么一个主意？一个人有生死，都生一回，死一次，中国有多少亿人，写得完吗？我不过是一个兵，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你们要写就多写军队，多写人民，多写杀敌英雄。好了，大家都很忙，就到此为止吧。”
焦守凤到食品加工厂上班以后，不仅每天要成堆成堆地切菜、腌菜，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还要走街串巷吆喝卖酱菜。一天，焦裕禄对她说：“今天爸爸事不多，带你去卖酱菜吧。”卖酱菜的过程中，焦裕禄除了带着她沿街叫卖，还教她怎样挑担不磨肩，怎么吆喝才能吸引顾客。边卖边教，焦守凤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心里想：“我一个小工人，什么都不是，还这么爱面子，爸爸是一个县委书记，他就没有面子了？他怎么能吆喝起来呀？”她就对爸爸说：“你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闹了，别人能干，我也能干。” “访贤”和“招贤”。不久，10多个教授会和翻译室及俄文训练班成立了。20多位苏联军事专家请来了。一批年轻的文化教员也请来了。尽管如此，军事学院成立之初的教员配备还是比较缺乏。虽然从华东军政大学选留了一部分教员，后又从机关和地方大专院校招聘了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任教员，但仍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刘伯承以他独有的胆略和气魄，唯才是举，从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中，先后筛选起用了“这次，请你来当我们的老师，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讲讲你在缅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绩的‘小部队战术’‘森林作战法’及‘城镇村落战斗’；二是讲讲你对辽沈战役的体会，实事求是，作战中，双方的优缺点都可以讲；三是讲讲你对我军建设的建议。”面对这位名震中外的常胜将军，廖耀湘有些诚惶诚恐地说：“刘院长，我恐怕讲不好啊。”刘伯承挥了一下手，说：“放心讲吧，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你能讲，我们只能当你的学生……”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布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向中外郑重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这一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不再寻求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而是最终决定并公开宣布以革命战争的方式彻底推翻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月，《中央组织部关于入党手续和入党仪式问题给华北局的批复》中明确表示：“入党仪式及入党誓词在党章中没有明文规定，亦不适宜再作明文规定，入党仪式仅是教育的一种方式，并不能含有其他意义。”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注意到入党宣誓仪式的教育价值，但并没有把它当作入党的必要手续来看待，对其程序和仪式也没有统一的规定。年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编著的《党员课本》中，对入党宣誓仪式等方面有明确规定，强调“新党员入党，是件大事，要举行入党仪式”，并在附录中规定了宣誓仪式的程序和形式。 邓小平满意地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稿子是个好稿子。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6月22日，邓小平在预备会期间讲话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四位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博古、张闻天，他们的称谓比较复杂。首先，正式的称谓都不叫总书记，就连中共六大产生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也是如此。其次，当时在实际工作中，向忠发、博古、张闻天，都曾被称为总书记，这是一种习惯叫法，与中共第一位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正式称谓是总书记有关，与苏共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是总书记应该也有关系。再次，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谓，但只有向忠发正式担任过这一职务。为了说明上述情况，下面对瞿、向、博、张四位最高领导人的称谓逐一进行考察。 随即，一二九师将为刘伯承祝寿作为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来做，并以电报的形式，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作了请示，毛泽东、朱德等人欣然同意。于是，这场由一二九师政治部发起的庆寿活动，上升为由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批准和决定的重大政治活动。 庆寿活动已经定下来了，刘伯承和家人却不肯配合，没办法，一二九师政治部只好自行择定日子，选在了12月16日。事实上，刘伯承的生日是12月4日。 月，他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调离红军的指挥岗位，召回后方做政府工作，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这对“积年经验多偏于作战”，“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在会后，他作出了两点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对在宁都会议上据理力争，不赞成把他调离红军指挥岗位的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又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这篇评论首先指出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不论在军事战线上，还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经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也就是说，蒋介石政府已经陷入绝境，没有办法能够摆脱灭亡的命运了。 这篇评论分析了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包围中的原因。评论指出：由于蒋介石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实行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政策，实行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因而形成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反蒋反美的全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都已迅速破产。蒋介石的军队在各个战场，都打了败仗，并已深陷绝境，被解放区军民重重包围，难以逃脱。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包括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包括所谓的和谈，都“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各阶层的人民包括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不再心存幻想，而将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上。中国人民反蒋反美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周恩来以“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抓水利、“上天”，抓外交和国家建设，避免了重大决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奇灾大祸和巨大浪费，也是这些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