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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边防部队对印军被俘人员，一律不杀、不骂、不侮辱、不没收私人财物，生活上给予优待，受伤者给予治疗，还组织他们到中国一些著名城市参观。至“毛主席指示，要释放俘虏、交还武器装备。周总理对这两项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细。他要求边防部队和外事部门，要周密安排，密切配合，做好工作。还特别交代在移交被俘人员和装备时，可让印方人员打着绿旗来领。”“这是周总理从战略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的。通常打白旗意味着投降，打绿旗意味着和平。印度入侵中国，被我们打败了，它输了理。我们还是希望中印两国人民友好相处，让印军打绿旗，体现了我们化干戈为玉帛的善美心意。在国际上开创了战胜国军队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的全部武器装备的先例，打出了国威、军威，是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惊世创举。”
年，由于工作中“左”的错误影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根据形势发展，中央军委于这年底调整国防科研工作部署，确定了“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原则。按照这一方针原则，军事装备尖端项目，除导弹和原子弹、氢弹研制必保，放在第一位外，包括核潜艇在内的其他项目一律暂缓。据此，至年初，核潜艇工程研究人员有的被调去参加临时任务，有的被抽调支援“一线”（即核燃料、军用生产堆和原子弹战线）。不久，主持核潜艇动力研究的多名重要骨干，也被调去加强原子弹研制。一度从核动力到艇体全面铺开、多头并进，红红火火的核潜艇工程陷于“低迷”状态，下马风一阵阵吹来。
“打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还说：“打响第一枪之后，仗怎么打，那就主要由你们负责了。”随后，毛泽东在听取总参关于作战部署的汇报时说：“有这个部署，我们就主动了，什么事情都要事先有个要求。”并再次强调：“打第一枪要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至于第一枪打响之后，仗怎么打，放多少枪，打多少炮，我不管，反正打胜就是了。”“务求初战必胜”的指示，杨成武指挥总参、总后及西藏、新疆军区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为加强自卫反击作战的组织指挥，根据总参的指示，西藏军区边防部队由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和副政委吕义山等组成中印边界东段指挥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副司令员陈明义、副政委詹化雨和参谋长王亢等主持拉萨基本指挥所；新疆边防部队成立了由南疆军区司令员何家产主持的中印边界西段指挥部。在入侵印军越过朗久河进占克节朗地区后，在中印边界东段，我国边防部队又先后组成“东段东部指挥部”，由成都军区第54军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负责指挥。
年代，她同丈夫郑律成从朝鲜归来后，就进入外交领域了。从中央对外联络部到国务院外办，她先后在王稼祥和周恩来身边工作。“文革”期间，她被从干校召回，到对外友协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和副会长，直到后来做大使。年之久的红军八角帽。她按周恩来的教导，要给朋友看好的一面，也要看差的一面，使客人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她率团或随团出访，足迹遍及亚、欧、北美和拉丁美洲，为祖国赢得了鲜花、荣誉和掌声。日，延安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布了七项命令，其中第六号是朱老总颁布的：“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我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东北之朝鲜人民，以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8月10日，邓小平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说：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功过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误，太明显了，但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邓小平还说，错误不止是主席一个人有。五七年反右，我就是个积极分子。“大跃进”，总理、少奇我们这些人也发热嘛，也相信亩产多少多少斤。现在宣传总理、少奇有神化的现象，我们不能宣传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9月10日，起草小组写出了第二稿，采取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有很大提高。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再次修改后，10月作为第三稿提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省军级以上干部，老同志，党内有思考见解的专家。大体上分为四个组：
4月1日，邓小平再次找胡耀邦等人谈话，补充指出两条：“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而且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邓小平的决心使《决议》的起草圆满地解决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关键问题。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胡乔木抱病修改了十天，又因为胆囊炎再次病倒住院。在医院里，他忍着剧痛坚持对稿子又修改了一遍。
“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不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出一个代表中央的结论，后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就难以顺利进行。如果这个结论作得不好，也会引起思想混乱和党内矛盾纠纷。因此，中央决定先搞一个简单的文件进行尝试。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10月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时间紧迫，起草任务落在了“党内一支笔”胡乔木肩上。
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潘景寅很热爱飞行事业，他的三个孩子的名字中都带有与飞行有关的字。他们很孝顺母亲，2003年母亲去世时，他们托人到温都尔汗找到一些飞机残片与当地的黄土带回来，为父母亲合葬。我送他们三本书，希望他们对此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 机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是从抗美援朝前线挑选回来学习飞行的。他性格直爽，飞行作风泼辣，有“陈二虎”的美誉，是我的带飞教官，“九一三”事件时才38岁。他把当兵的大女儿留在北京，带着老婆和其他孩子回到安徽老家，干着与飞行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也把儿子的名字叫“飞”。一次他到北京来，我去看他，他很不服气地对我说：“老康啊，咱们是三叉戟的老祖宗啊！（中国第一批三叉戟飞行员）……”虽然离开飞行岗位多年，老陈还在深深地怀念飞行的日子，他于2003年去世。我拿出一本书，特意找到老陈在北京的女儿。我看到她凝视着书中爸爸的照片许久，当年爸爸做飞行员的形象已经扎根在女儿的心中。
年元旦后到七院报到的。几个月前，他就听人议论，成立第七研究院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研制核潜艇，他也对这一任务抱着深切的期望和热情。来北京报到前，他特意先到七院驻旅大市（今大连市）的潜艇研究设计室视察，了解了任务的进展情况。在与戴润生、副院长于笑虹等先行报到的几位院领导交谈接手工作时，他着意了解了大家对核潜艇工程的看法。日，他专门安排时间到核潜艇研究室，听取了政委苏萍的工作汇报和几名专家对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意见。通过座谈、个别交谈等多方了解，刘华清逐步弄清，围绕着核潜艇工程何去何从、要不要下马，海军机关和相关研究机构、工业部门议论、猜测很多。
”研究所和相关研究室划归二机部建制领导，负责潜艇核动力的总体设计和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筹建工作；六机部另行组建一个研究机构，负责核潜艇的总体设计及对动力装置提出船用要求，并对潜艇总体与动力方面的技术抓总。刘华清对《专题报告》稿逐字逐句修改后，分别报送二机部、六机部审定。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十一次会议，研究批准了《专题报告》，决定将核潜艇研制工程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全面展开研制工作。会议决定，“年建成陆上模式堆，作为潜艇核动力的阶梯。总体工程启动，由六机部对核潜艇的研制原则、任务分工等提出具体意见，再呈报中央专委。基于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有关史书上记载：“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中央的重大决策。从此，中国大地上再次秘密吹响了启动核潜艇工程的‘冲锋’号角。”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由于对前述问题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因此讨论中周扬、贺敬之、赵守一等不少人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提出是否暂时不作这个决议了。理由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毛泽东思想，认识不统一，粉碎“四人帮”才几年，离六中全会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时间紧迫，也不能做一个妥协的混合物。担心仓促中作不好决议，引起争论，影响今后的建设，不如留待十二大以后去作。李一氓、焦若愚等认为，如果达不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决议可以暂时不对毛泽东评价，只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结论。黄华、冯文彬等人则认为，这个稿子已经很好，决议不能再拖了，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不分清是非，就不能领导人民完成建设四个现代化任务。不拿出决议，国际上也会众说纷纭。而且，老一代革命家还健在的时候，作这个决议最有利。他们转述叶剑英的话说：要抓紧啊，老同志一天比一天少了，要有紧迫感。
1964年5月，王双印创作《大海航行靠舵手》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栏目已经播出了《我为祖国献石油》，同年10月中国唱片公司还灌了唱片。《每周一歌》创办于1957年，每周重点介绍、反复播放一首新歌，像“文革”前推荐的《学习雷锋好榜样》 《社会主义好》 《我们走在大路上》 《社员都是向阳花》 《老两口学毛选》 《马儿啊你慢些走》 《打靶归来》等，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过从政治影响力来说， 《每周一歌》 播放的歌曲包括《我为祖国献石油》，还是比不过《大海航行靠舵手》。1965年2月8日，《大海航行靠舵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栏目播出，紧接着又经《红旗》杂志推荐，很快家喻户晓。
研究所。周圣洋任所长，彭士禄和黄旭华任副总工程师。其职责使命是：开展潜艇核动力装置总体方案的论证、设计工作。号”的形式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常委。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下，他们书面发言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均在相关单位此后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贯彻落实。因此，核潜艇工程下马期间，多项关键科研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核动力装置配套项目也有了突破性进展；从科研单位到相关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储备了技术，提高了研究能力，为之后进入型号研制，赢得了主动。
黄文欢希望王稼祥告诉他去捷克斯洛伐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并说他准备了一篇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庆庆典上的祝词，已翻译成中文，请中国大使馆帮助修改一下，并翻译成法文。王稼祥看了祝词后说，内容这样就可以了，不必再作什么修改。中国大使馆虽没有法文特别好的干部，但可以帮助翻译成法文。接着，王稼祥请黄文欢给大使馆里的主要干部作报告，介绍越南的国内情况和抗法斗争。黄文欢愉快地答应了。散会后，王稼祥还在大使馆宴请了黄文欢。就这样，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黄文欢圆满完成了任务。
月上旬，国家经委组团访问日本。回国后，考察团成员袁宝华、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吴家骏等人都深感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而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考察团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和企业改革的问题。袁宝华说，对日本经验的介绍“先念同志听进去了，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年初，李先念找袁宝华谈话，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国家经委研究室到一些地方调查研究，提出“扩权十条”。
“安乡长，安队长，我和王智是表兄弟，按规矩我应该也叫安队长一声舅舅，今天我来古城寨，是给你们讲讲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劝你们选择一条光明道路。”“安队长，我看冯国彦这小子就是来刺探军情的，不如先杀了他，等共产党到了古城寨，我们就跟他们拼了！”说着，他拿枪指向了冯国彦。“兄弟，你现在打死我一个冯国彦没关系，我死了，我们共产党人中还会有无数个张国彦、李国彦站出来。如果我们真的打到了古城寨，你们这百十号兄弟的命难道不是命吗？”
多年，不论调到哪里，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都参加了核潜艇工程。它的每一次成功和挫折，我都亲历其间。”这话是真切的。日，向中共中央秘密呈报了中国核潜艇（时称原子潜艇）研制工程的第一份文件，即《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果断提出了启动研制核潜艇的建议。翌日，周恩来即在文件上作出批复：“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政治局常委批准，退聂办。”接下来短短几天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各常委乃至毛泽东，一一传阅，均表示同意聂荣臻的报告。
当战争进行到9月初的时候，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都开始朝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一面发展。对于这种变化，当时国民党没有意识到，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也没有意识到，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意识到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急于停战了，开始考虑把重点放在通过战争“消灭蒋力量来解决问题”。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逐步改变了无条件停战的主张。9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无条件停战之要求，现在已感不适宜，蒋军已占我二十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他提出现在对于停战必须是有条件的：“（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否则无保证。”9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叶剑英电，提出：“一切按照今年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如国、美进行和平攻势，我们即提出双方退至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10月4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提出：“须将过去无条件停战口气改变为恢复一月十三日地区与军队原状，以保证停战后不再破坏。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