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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张福标找到一个可靠的向导，向导带着大家到了铜山，大家住在一位老乡家里。休息了两天后，他们假扮成筑路队，扛着扁担、铁锹和铁铲，蒙混过敌人的岗哨，来到东濯河边。在一位船工的帮助下，他们渡过了青弋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的第三层包围圈。随后，从青阳和泾县的交界处，北上通过南陵县境，来到繁昌县西南的梅冲，再到铁矿山。冲过日军的封锁线后，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与地下交通站接上了联系。2月上旬，张福标和沙林等30余人，从繁昌油坊嘴渡江成功到达无为白茆洲。 减租退押工作开展后，胡耀邦了解到民主人士伍非百的家人夺佃卖田，经过统战部门和朋友的帮助，认识并改正了错误的情况后，指示报社抓住这个典型，进行宣传。《川北日报》刊登了“蓬安县利溪乡不法地主破坏政令夺佃卖田，伍非百先生已函嘱其弟严格遵守政府法令立即将田退还原佃”的消息和伍非百的《如何在反封建运动中改造自己》的文章，并配发了《不要当口头革命派》的社论，在群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减租退押工作。 当时川北环境复杂，匪特活动猖獗，百业待兴，支前任务紧急。胡耀邦的时间虽然很紧，但是他每天都要审读报纸的大样，用红笔批注很多意见。这些意见，有改正党的方针政策提法上错误的，有指出编排失误的，有纠正错别字的。报纸印出后，他还要认真地读一遍，把发现的问题再次传递给编辑部，以便引起注意，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一天，胡耀邦拿着一张印刷质量很差的报纸，要求尽快解决印刷问题。张九龄说，报社设备陈旧，管理干部水平低，工人技术水平差，报纸质量难以提高。胡耀邦带着批评的口气说：一种思想反对另一种思想总要找出很多理由，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找出问题的原因，逐个加以解决。袁毓明看到胡耀邦不高兴，忙接过话茬说：胡主任的意见我们要很好研究解决，一定提高印刷质量。后来，印刷厂增添了一批设备，调进了几名管理干部，采取进夜校与师傅带徒等办法，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久，胡耀邦在印刷厂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工人生活困难，工作不积极，就对袁毓明、张九龄说：我们要教育工人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关心工人的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印刷厂对个别有困难的工人给予了一些补助，让他们渡过了难关。行署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职工的生活困难得到进一步解决，工作积极性提高。 名副总理中排序第一。邓小平担任上述职务，都是毛泽东提议的。至此，实际上形成了邓小平在党、政、军三个方面全面接班的态势。月接替离京去外地的王洪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期间，他针对“文革”的混乱局势，发动和领导了对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形势和社会秩序迅速好转，取得了很大成绩。对邓小平发动和领导的全面整顿，毛泽东开始是支持的。但随着整顿的深入，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对待“文革”的“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纠正“文革”的一些过“左”的理论和措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产生了新的矛盾。到了 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总结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经验教训，在重大历史关头统一了全党思想和行动，对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没有对入党条件进行修改。在我国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员标准作了明确要求：党员应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带头参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动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艰苦奋斗，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人。洛阳在工业人才培养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洛阳被确立为工业基地后，开始进行第一期城市规划，统筹安排重点建设项目的生产、职工生活及对外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地方工业、交通、农副产品加工、商业、金融，在距离老城区公里的涧西区新建工业区，以西工区为中心，涧西区、老城区为两个副中心，构成带形工业城市格局，各种办公楼、营业楼、影剧院等公用建筑也在涧西区、西工区拔地而起。正是由于洛阳在中原地区、在全国的重要战略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和创建豫西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挺进豫西和解放、接管洛阳，新中国工业化时期建设洛阳重工业基地等的很长时间里，毛泽东都是从全国战略高度研究洛阳、经略洛阳。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思想在洛阳得以很好地贯彻和实现，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洛阳在河南省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 9月26日，郭沫若回到上海，夏衍来访。郭沫若说：“和蒋介石、陈诚这些人见面，在我感情上是很别扭的，可是和他们谈话之后，我才理解到恩来同志的指示的正确。恩来同志一切以大局为重，这样，谈话时我很主动，特别是蒋介石见了我，登了报，我看，潘公展之流就不敢在上海和我公开捣乱了，这是一个胜利。”“1936年在东京时，林林同志第一次和我谈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时候，我是很难接受的。过了几天，当我看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第三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之后，我就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 郭沫若还回忆到中国代表团为斯大林守灵的情景：“我们又被引导着，走到遗体的右侧，六个人一组，分成前后两列，紧接着守卫的武装同志，面对面肃立着，进行三分钟的守灵。穿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的遗体静静地仰卧着，闭着眼睛。遗容是那么地肃穆、和蔼，仿佛还在呼吸。平放在腿上的两手，也仿佛还有脉搏在皮下跳动。我是最后握过那温暖的手的一个中国人，那手上的温暖不是依然还留在我的手上吗？” “一年以来，我们确实地把这深重的悲痛化为了伟大的力量。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着苏联人民，继续巩卫了并且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事业。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事业中继续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力量继续巩固和强大了。世界和平斗争在东方和西方继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伟大友谊也继续加强起来了。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根据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由列宁、斯大林所发展起来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已经成为照耀我们一切工作的灯塔。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次战役，中朝联军在冰天雪地里忍饥挨冻，连续8昼夜追击，向南推进了80～110公里，将战线推进到“三七线”附近，并于1951年1月4日占领南朝鲜首都汉城。 1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刊载消息《朝中军队发起新攻势，光复汉城向南疾进！》。 此时，在中朝两军内部一些人中，轻敌速胜的思想在迅速滋长，一些人兴高采烈地议论“美军要速逃，美军要撤退”，“由北向南，一推就完”，“快打，快胜，快回国”等等。 （九）坚持统一战线。团结就是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要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就一定能够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年，中共东北局宣传部编印的《共产党员课本》中，收录的入党誓词如下：“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群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自入党以后，努力工作，实事求是，服从组织，牺牲个人，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如有违背，愿受党纪严厉制裁，谨此宣誓。”年，西北局宣传部编印的《党员课本》中，收录的入党誓词是：“誓为共产主义，坚决奋斗到底。密切联系群众，不断努力学习。实行党的政策，服从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倘有违反行为，愿受党的处分。” 1928年8月2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彭德怀指挥由平江起义武装组成的红五军南下井冈山，准备与朱德、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取得联系。9月初，红五军南下江西万载地区受挫，遂折回平江与江西铜鼓、修水三角地区休整。考虑到周边敌人严密防备红五军南下，彭德怀决定“采用声东击西、欲南先北的策略，以便出敌不意，再上井冈山”。于是，他指挥红五军主力突然北上，在湖北通城、通山、九宫山一带活动，沿途消灭了多股民团、警察，捣毁国民党县区政府，向群众散发没收的财物，不但扩大了红五军的影响，还给敌人留下了“落地生根”的印象。红五军在湖北“大闹天宫”，江西军阀乐得隔岸观火，自然放松了戒备。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越关系十分融洽。中国在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的抗法斗争，而胡志明和越南党对中国也高度信任，双方少有分歧和矛盾。不幸的是自月，习近平副主席访越期间，针对中越关系现状，意味深长地说：“只要双方都能以中越友好大局和两国发展大计为重，始终坚持友好合作大方向，始终坚持互利合作，始终坚持把分歧和矛盾放在适当位置妥善解决，始终从政治高度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中越友好就一定能世代相传。”■
1995年秋，联合国为纪念成立50周年举办盛大的庆典活动，不少国家向联合国赠送了精美的礼品。作为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的礼品既要反映中华古老的文明和泱泱大国之风，又要切合时宜，为世人认知。几经筛选，中国政府决定为联合国铸造一尊承载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并命名为“世纪宝鼎”。 宝鼎由上海博物馆监造，重约5吨，三足鼎立，双耳高耸，四周有商周纹饰，浮雕兽面，云纹填底。鼎高210厘米，象征即将到来的21世纪；鼎底座高50厘米，象征联合国成立50周年；鼎上铸有56条夔龙纹饰，代表中国的56个民族；鼎座上铸有“世纪宝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赠”的金文篆字，鼎内壁铸有金文：“铸赠世纪宝鼎，庆贺联合国五十华诞”。 整个宝鼎造型古朴，工艺精湛，融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技术和现代科技于一体，再现商周青铜器的淳朴古韵，是一件集古朴、典雅、浑厚、庄重于一体的艺术珍品。 “接着，斯大林的追悼大会就开始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马林科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相继在会上讲话。讲话后，葬礼开始。克里姆林宫斯巴斯基塔上大钟的时针渐渐走近十二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袖们走到台架前面，把斯大林的灵柩抬到陵墓中去，放在列宁的水晶棺的旁边。这时，礼炮齐鸣，苏联全国千千万万人民都默默地肃立着，送别他们亲爱的导师、朋友和领袖。全国的火车、汽车和在海上航行的船只都停下来。工厂里的机器、建筑工地的起重机都停止了运转。只有礼炮声和工厂、火车、轮船的汽笛声划破这沉痛的静寂。 1951年5月的一天，胡耀邦到报社检查工作。仅一年多的时间，川北报业发展很快，除了《川北日报》外，还增办有《川北农民报》（1950年10月1日创刊，八开四版）、《川北工人报》（1951年5月2日创刊，八开三日刊）。报社印刷厂职工由60多人增加到700余人，有铅印机、胶印机、平台机及照相制版等设备70余台，除印刷《川北日报》《川北农民报》《川北工人报》外，还承印3种内部刊物、4种期刊、1份画报和党政部门的文件及出版社的书籍，印刷质量大大提高。到1951年10月，《川北日报》发行到1.4万份，《川北农民报》发行到2.7万份，《川北工人报》发行到1.5万份，平均每50人就有一份报纸，农民读报组8万余个。胡耀邦高兴地说：“一切成绩都是同志们努力的结果。感谢大家与我一起办好报纸，起到党的喉舌作用。谢谢大家！” 1953年3月4日，当获悉斯大林病重的消息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高岗等即前往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会见潘友新大使，请其转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斯大林病情的关怀与慰问，并表达了对斯大林早日恢复健康的盼望。翌日，斯大林逝世，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即发布公告，宣布自7日起至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在三天的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面对重重困难，胡耀邦挤出时间，召开职工大会，鼓励大家与困难作斗争。他在列举了红军在长征和延安时期的困难后说，我们共产党人，过去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地上有敌人的追兵，在物资上、生活上、工作上，有那么多的困难，难住了我们没有？没有难住！现在至少天上没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没有敌人的追击，最大限度也只不过几个土匪、特务的捣乱而已，我们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我们要建设新川北，各方面都要从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上重新开始，也包括我们的报纸编印工作。
入党誓词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重要内容，是党员入党时对党和人民作出的庄严政治承诺，是党员为党奋斗终身、献身党的事业的誓言和座右铭。宣读誓词、牢记誓词、维护誓词、践行誓词是党对每一名党员的基本要求。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初期，中共在其章程中只是对党员的入党资格、条件和手续进行了说明。也就是说，在当时，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并有人介绍，经过审查，即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入党的王树声，在他的回忆中写道，入党时的誓词是：“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秘密，誓不叛党。” 万人。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主席台上方悬挂有“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红色横幅。横幅下有胡志明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画像。当胡志明和中国政治顾问罗贵波、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并高呼“胡志明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胡志明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应胡志明邀请，罗贵波在大会上发了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谈论如何争取抗法斗争的胜利和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 年，贺页朵在一次战斗中负伤。红军长征后，他留在永新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入党宣誓书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革命老区慰问，贺页朵才将藏在屋檐下的入党宣誓书交给了慰问团的负责人。后来，中央宣传部将这份难得的入党宣誓书转交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由该馆保存并对外展出。年，谢觉哉在博物馆看到这份入党宣誓书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事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文中写道：“这是一位农民同志的入党宣誓书，不用说，这位贺同志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经历过严峻的考验的……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彭德怀在野战军司令部分析了敌人的行军路线。他深知胡宗南志大才疏，非常肯定地说：“根据敌军过去的作战行动规律，刘戡从自身的安危出发，是会走小路的。但下命令的是胡宗南，不是刘戡。……此人又主观成性，对下骄横，必然命令刘戡经第一条道路驰援。” 宜川城地势险峻，多悬崖绝壁，不易攀登。城西是外七郎山，与内七郎山相连，被城墙与壕沟隔断。正北是老虎山，西北是太子山，东南是凤翅山，都高达百米，形成天然屏障，是个易守难攻之地。此前，胡宗南视察宜川时，曾狂妄地对刘戡说：“要打两个仗，一面坚守宜川，共军攻城就消灭它一部，援军出动在外线再消灭它一部。”胡宗南的狂妄计划，与彭德怀的“围城打援”正好针锋相对。 卫纵队首长突围安全的重点要求、行动路线、警卫人员跟进等事项。晚上突围时，敌我接火的枪声一响，很快突围阵形就乱了。他作为军法处处长，不但没能跟在首长身边调度、保护，队伍也被敌人冲散，孤零零地在漆黑的山林间行进。后来，张福标陆陆续续地收容了几名战友。 14日一早，他们与纵队司令部作战科科长马森荣、通讯科参谋沙林等20多人巧遇。队伍被冲散后，大家都是一股一股的，三三两两的，还有不少单打独斗的。为了缩小目标，他们白天化整为零，分头行动，晚上再集中会合，以学鸟叫为集合暗号。他们在东流山的沟谷中转来转去，一天后才转到东流山西南的高坦村。大致突围方向是对的，但高坦村已被国民党军后勤部队占据。幸好遇到老5团突围出来的零散战友，说高坦村后有一座木板桥可以通往茂林。大家喜出望外，合兵一处，以短枪班在前，抹掉了国民党军的哨兵，悄悄过桥出村。不久，在向铜山进发途中，马森荣英勇牺牲，改由张福标接任这支突围队的队长兼指导员。为了防止被搜山的国民党军发现行动足迹，张福标让走在最后面的同志把踩倒的草扶起来，消除脚印。或者故意朝着相反的方向踩草，把国民党军引到另外的一条沟里去。走出山林后，又碰上了几个国民党军散兵游勇，张福标让短枪班击毙了几人，为马森荣报仇。
120师师长，与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在雁门关等地打击日军。在作战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3月指挥所部歼日伪军1500余人，先后收复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巩固和扩大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组成大青山支队，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古)开辟大青山抗日根据地。12月率师主力东进冀中，挫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攻，所部也从到冀中时的6000余人扩大到2.1万人。1939年4月指挥齐会战斗，与日军激战三昼夜，虽中毒负伤仍不下前线。9月率部北返途中指挥陈庄战斗，歼日伪军1200余人。1940年2月回到晋西北，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5月领导军民挫败日伪军2万余人的大“扫荡”。8月指挥所部和中共领导的山西新军一部参加百团大战，予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1月任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领导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面对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他领导军民自力更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派359旅到南泥湾屯垦，使部队基本实现自给；开煤矿、办商业增加收入，自办银行稳定金融，统一边区财政，实行盐和土特产品统销制度，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打破敌人封锁，度过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同年冬领导军民开展“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摧毁日伪军大量据点和“维持会”，逐步把敌人挤回到交通线附近，并挫败日伪军多次“扫荡”，保障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1944年秋起，指挥晋绥军区部队展开攻势作战，由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收复大片国土。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兵分四路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为“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实现“以打促和”的军事战略方针。这就是“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战略部署。所谓“北线夺取三路四城”，就是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和晋绥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逐一占领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门（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所谓“南线三军出击津浦线”，就是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5万人、山东野战军主力5万余人、华中野战军主力4万人，合力出击津浦路的徐（州）蚌（埠）段及其两侧地区和蚌（埠）浦（口）段及其东侧地区，随后乘胜渡淮河南下。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声令下，陈毅指挥山东野战军立即出动。 1951年2月下旬，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萧克把几个条令的稿本拿给他看。萧克说：“我们把条令搞出来了，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给你演示一下吧？”彭德怀说：“好！”后来萧克从华北军区调一个连队，按照条令规定从立正、稍息到连的队列动作，一项一项地演练，只用两个小时就把条令的主要内容演示完毕了。彭德怀看了很高兴地说：“可以，就这样搞！”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正规化建设都是向苏军学习的，大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中国帮助工作，使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因强调苏军的经验，学习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1945年2月5日上午，郭沫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带着延安的红枣和小米到嘉陵江北岸的磐溪石家祠堂，探视病中的徐悲鸿。郭沫若说，这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托他送来的。徐悲鸿抚弄着黄澄澄的小米和红艳艳的枣子，苍白的面容顿时泛起了光彩。他殷切地请郭沫若代他向周恩来转致深深的谢意。两位老朋友围着小炭火盆坐下来，郭沫若询问过病情后，两人就谈起了重庆文化界的现状，谈起了当前的时局。徐悲鸿流露出了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他们都希望能组成有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以利于抗战。郭沫若立即从衣袋里掏出一份文稿，题目是《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徐悲鸿接过去读着，眼睛里闪着激动的光芒。待郭沫若说明缘由后，徐悲鸿毫不犹豫地提笔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9月上旬，陆万美所在的演剧队到第五战区宋埠前线慰问，路途中遭到了日军的狂轰滥炸，部分队员被炸死，全队人心涣散。此时，传来了周恩来的指示：要继续前进到大别山敌后。 1942年下半年至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开始有利于盟军。中国开始了对日作战的局部反攻。1944年3月，蒋介石的笔杆子陶希圣以蒋的名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公然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论调。此书以明王朝灭亡为例，将明朝灭亡归结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满族的入关，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搞“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
萧克是解放军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转战于井冈山和湘赣根据地，历任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参谋长、师长、军长等职。作为红军指挥员，他曾率领部队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斗争，多次浴血奋战，多次受伤，并参加过长征。 萧克革命资历深，阅历丰富。共和国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他们彼此熟悉，相互了解性格、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同两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共事多年，经历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他记忆力强，喜欢写作，晚年曾将有关故事和感慨，通过《萧克回忆录》作了记述。人们通过他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可以实事求是地了解彭德怀和林彪的功过是非。 日，中央对东北局《关于公开建党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的批示》中提到：新党员经过批准入党后，即应举行慎重严肃的入党仪式（可邀请群众参加），并有上级党委派人监督。在举行仪式时，除宣读誓词外，并应进行如何作一个好党员的教育，这对新党员与群众，均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月，安徽阜阳一名村干部填写了一份入党志愿书。该志愿书上印有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觉悟，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该志愿书右下角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制”。 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也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1月12日晚，军部首长机关突围时，军政治部民运部第三科科长陈茂辉跟随军长叶挺等一起行动。途中遇到敌人拦阻射击，陈茂辉与叶挺等退回山上隐蔽。不久，敌人一个冲锋，又把他和叶挺冲散了。 14日傍晚，军部在叶挺下山谈判被国民党军无理扣押的情况下，再次进行突围，也是最后的突围。陈茂辉由于连日劳累、饥饿，导致生病而吐血，无法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安排他带领一个机枪排长和两名战士、一个炊事员等人，在大康王西坑的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突围后，许多人被俘。陈茂辉等零星人员摸黑在山路上艰难前行。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没有采用这种宣誓仪式。中共创立时期，党员分为两部分：党的创始人和被吸收入党者。前者创立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此过程中自然转化为党员；后者主要通过介绍人的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就算入了党。后来，毛泽东回忆：“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入党时，“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党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把握历史发展大势，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斯大林同志逝世转瞬已经一周年了，我回忆起参加斯大林葬礼的情形仍旧像在眼前一样。一年以前，当全世界善良的人民因为斯大林逝世而在心中激起了深切的悲痛的时候，在美、英帝国主义集团里面，曾经有一小撮顽恶的战争挑拨者是怀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的。他们幻想苏联的力量可能因此而受影响。他们幻想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会因此而松懈。他们幻想世界和平运动会因此而削弱。但是，这些卑劣的幻想，很快地都被事实彻底粉碎了。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就工作方法发表讲话，提出权力要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然后，他说：“权力当然不止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但是总要有一个核心机关，经常注意问题。中央的主席是我，常委的主席是我，所以我毛遂自荐为元帅。书记处的总书记就是邓小平，你就当个副元帅。行不行？毛泽东为元帅，邓小平为副元帅。你们赞不赞成？如果赞成，就照这样办。”这段话曾让在座的很多人觉得莫明其妙，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是刘少奇，怎么邓小平突然就成了“副元帅”呢？但实际上，它反映了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所处的突出地位。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虽然毛泽东解释说中国的总书记相当于外国的秘书长，外国的秘书长相当于中国的总书记，似乎总书记的职位与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前所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没有什么区别，但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减少邓小平出任总书记的阻力。毛泽东之所以不让邓小平继续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而让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因为这一职位能够突出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 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可以培养邓小平全面主持中央工作的能力。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其职责是领导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刘少奇是党内外公认的中央二号人物，而且他后来接替毛泽东担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因此后来形成了刘少奇、邓小平共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局面。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对于培养邓小平驾驭大局的能力，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日，毛泽东向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宣布了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此时本应该召开中共九大了，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公开宣布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实际上意味着他放弃了对邓小平的选择。在此情况下，中共九大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2月6日，郭沫若接到政治部部长陈诚的通知吃中午饭，副部长中有黄琪翔参加，却没有周恩来。郭沫若想这中间一定有文章，于是，他特地叫上阳翰笙。阳翰笙是郭沫若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人。到了陈诚公馆，果然是政治部召开的第一次部务会议。 2月28日，郭沫若随于立群回到武汉。党组织高度重视第三厅的筹组工作。郭沫若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和阳翰笙多次商讨第三厅的工作计划、人事安排和经费主管。他们决定将第三厅建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参加的统一战线机构，中心任务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1950年6月23日到7月1日，川北区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川北日报》按照胡耀邦的意见，集中报道会议情况。对于24日刊出的代表发言，编辑人员在组版时，为了美观，对代表发言采取不同字体，有的横排，有的竖排，有的加了花边。胡耀邦在审看大样时，用红笔加了批注，说这样处理欠妥，会使民主人士认为我们党对他们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有亲有疏不同对待，建议重排。编辑人员收到审查过的大样后，立即作了纠正，才没有让民主人士造成误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了有力保证。 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同时，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党中央强调，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 “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全力挺进大别山，将会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去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陷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进去以后应放手发展，东向配合刘邓、陈粟，西向配合陕北，东西机动作战，大量歼灭敌人，开辟豫陕鄂根据地。”毛泽东还要求陈赓以破釜沉舟的勇气，下最大的决心打出去。陈谢兵团挺进豫西以后，与刘（伯承）邓（小平）大军、陈（毅）粟（裕）大军一起形成 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是对申请入党的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要求，是每个入党申请人申请入党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历程中入党条件的演进，除信仰是恒定的条件外，年龄、职业、国籍等都不是恒定的，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更。无论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执政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入党都是以信仰为最基本条件的。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人民服务，这是共产党人的信仰，也是入党者以信仰为最基本条件的。中国共产党是有组织的、团结统一的政治组织，而团结统一、步调一致是以思想统一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思想信仰上的一致，那么组织行动上的一致也是不稳固的。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信仰，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是历届党章对申请入党者在信仰方面的共同要求。这里所说的入党的信仰条件是恒定的，其意义即在于此。党一直强调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思想上也要真正入党，其意义也在于此。 遗憾的是，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完全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酿成十年内乱，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支持特别行政区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全面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坚信，在过去一百年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在入党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的人方可加入我党。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通过的党章，对入党者的信仰资格规定为“承认本党党纲（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又具体化为：“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交纳党费者”。六大通过的党章除规定要服从本党的决议案外，还规定要承认共产国际的纲领和决议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有关入党信仰的规定与《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大体相同，只是个别字词的变动而已。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中把“服从党的决议”变为“执行党的决议”。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增添了“遵守党的纪律”一项。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把入党的信仰条件完整表述为：“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信仰条件的表述一直沿用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由于主观与客观相脱离，逐渐陷入了“左”倾错误的误区。他两次选择了邓小平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但又两次放弃正确的选择，与他的“左”倾思想是分不开的。虽然邓小平没有在毛泽东逝世后实现接班，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成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了毛泽东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和建设的伟大事业，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应是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邓小平能够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首先取决于他自身的水平、能力和素质，但也与毛泽东对他的欣赏和培养密切相关。毛泽东作为中共的伟大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慧眼识人，能够发现和培养一个又一个的优秀人才。邓小平就是毛泽东所发现和培养的一个优秀人才。毛泽东不仅两次选择邓小平作为接班人进行培养，对其委以重任，而且，即使在错误地放弃了邓小平，并对其进行了错误处分的情况下，仍对邓小平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集中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在历史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伟大事件，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之一。其实质是求索精神，基本内涵是：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
第二天，国民党部队就开始搜山了。山上，山下，谷口，坡地，曳光弹和流弹交叉纷飞，到处是敌人的分队，到处都有新四军的零散人员。有的被抓，有的被打伤，甚至被打死。机敏的赵亚身体灵巧地骑在山崖边一棵横倒的树上，因有树叶的遮挡，幸而没被发现，躲过了敌人的几拨搜捕。就这样，躲躲藏藏，赵亚又在山上转了几天，既为保全自己伺机突围，又为执着地要寻找自己的未婚夫何志远。 最终，赵亚在突围的路上与何志远相遇。这时，何志远右胸负伤已不能提枪。何志远告诉她，自己在敌人搜山时被发现了。敌人摸到他身上有钱，问他是什么人，何志远灵机一动说自己是军需。两个士兵便把钱搜走了。其中有个恰好是湖南人，于是何志远和他攀起老乡：“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老乡更是如此。这些钱你拿去逃个生路，大家各自方便吧。”那个湖南士兵可能良心发现，不但放了何志远，临走还丢下一些钱说：“给你做盘缠。” （五）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今天已成为拥有九千五百多万名党员、领导着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一百年来，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在生死斗争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941年春夏期间，张福标奉命到江苏盐城华中局党校学习。这里战友多，知识分子多，大家对从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突围脱险出来的傅秋涛、张福标等人的英雄事迹敬佩不已。代军长陈毅听完他们的经历后，笑着说：“你们这是跟阎王爷有亲戚啊？到了门口就是不收你们！”另外，大家觉得张福标的名字比较封建，不大好听，说你对革命忠心耿耿，应该叫张雍耿。张福标觉得有道理，从此改名张雍耿。 康王村再次突围，从章家渡过青弋江的舒溪河，再次被打散。大家各自日宿夜行，于19日凌晨5时，趁日军巡逻艇停巡的间隙，从繁昌油坊嘴乘几艘船渡江到达无为白茆洲。20日到达巢南江北无为游击 与此同时，特务团第1营由石井坑突围至大康王村，决定按第1、2、3连分成三个战斗分队，分别由营长徐绍荣、团政治处主任程业棠、军事主任教员蔡园率领突围。蔡园负责第2连组成的分队，成立临时党支部，宣布为“新四军东进独立大队”，蔡园任大队长。在突围中，20多人先后牺牲。春节后，仅徐绍荣、程业棠、蔡园10多人由繁昌泥埠桥附近过江到无为二区泥汊附近上岸。 对于陈毅、宋时轮的主张，山东野战军内部是有不同意见的。据《陈毅传》记载：“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有许多意见认为在水大、部队疲困条件下，攻城、打桂系均不妥。而参谋长则坚决主张歼泗县桂系两个团。在此激烈争议而需要司令员拍板的时候，陈毅不顾‘沟深水满，不好突击’的情况，误信军分区领导干部所说‘泗城外壕水深不过膝’的虚言，没有采纳参谋处大多数人的意见，而支持了参谋长的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常委张鼎丞也来电建议：应打蒋军不打桂系。对此，陈毅和宋时轮也回绝了，表明自己在事前已经作过慎重考虑，其理由是：“蒋军计8个整旅紧靠在一起，离徐州不到40里，彼此间隔不到10里、20里不等，增援多而快，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故无法下决心去打北线蒋军，但蒋军再向东进，则有打的机会。现桂系4个团，分布在灵璧、泗县、五河3处，其增援均在七八十里以外，打定可能全歼，历来打桂系均用相等兵力，故奏效不大，此次改变是能奏效的。已定5日夜攻泗城不再变。”于是，报告中央军委：“当前之敌一为桂系，一为蒋五军，一为薛岳部九十九旅、六十旅，均系硬货。”“我决心消灭桂系在泗县之两个团，并调动其援队，逐次消灭其二三个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