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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旬一天，日伪军五十多人从广宗城出来“扫荡”，当敌人进入我二营伏击圈时，机枪、步枪一起对敌人射击，紧接着楚大明带头冲了上去展开白刃战，俘虏伪军二十多人，击毙日军十九人，缴枪四十支。时，押送刘主任的牛车进入伏击圈，日军紧紧围绕大车。楚大明命令：不许向大车开枪，上刺刀，向敌人冲击。两个连分四路，在楚大明带领下冲向公路，与敌军白刃格斗，团冲出一道包围圈，被截住；再冲出去，再次被围。血战三个昼夜，团长徐绍恩、政委李汉英相继牺牲，全团伤亡达 陈正青没有让人们失望。当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他按下快门，将这一重要历史瞬间定格。为了拍好这张照片，陈正青把大半个身子后仰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汉白玉栏杆外。朱德总司令见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拍摄，为了保证他的安全，赶忙上前用双手牢牢压住了他的双腿。陈正青在朱总司令的保护下，放心大胆地按动快门，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开国大典》这幅照片随着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陈正青的名字也被写入了中国摄影史和新闻史。人们看到《开国大典》，就想到了陈正青。尽管那时不止他一个人在拍，但通过新华社发向全国、全世界的名为《开国大典》的照片就是陈正青拍的。 “胥光义同志过去负责过进藏支前工作，现在在地质部工作，可能了解这个问题，我回去后立即向他转达。”刘伯承满意地点了点头。从此，刘伯承不再有实质性的工作可做，完全处于赋闲状态。但是，他依然把国防建设，部队的战备训练，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挂在心上。他以残弱多病的身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和支持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的工作，忠心耿耿，一如既往。 1966年秋，刘伯承不堪忍受城里住所周围造反声浪的干扰，搬到京郊西山住下。不久，叶剑英和聂荣臻也搬到这里。陈毅、徐向前经常来看他们。于是，5位元帅在西山时有会晤，一起谈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商讨保持军队稳定的办法。 尽管矿洞中的工作条件很差，生活也苦，但陈赓的心情却是愉快的。他初到志司工作的时候，尽管人们都熟知他的大名，但真正与他共过事的人不多，只觉得他很潇洒，对他肃然起敬。时间一长，大家都觉得他没有首长架子，很好接近。他遇见什么人都爱聊一聊。团长漠雁带了几个演员，兴冲冲应邀而来。他们走进嵌在半山腰的防空洞，正对着小房里的一张行军床和墙上的地图发愣，陈赓洪亮的嗓门响起来：“爬山爬累了吧？啊，进来坐吧！”大家推推搡搡，有些拘束。 周恩来抓水利、“上天”（即“两弹一星”）两件大事时，尤其重视“戒慎恐惧”的思想方法。他认为，治水要同自然界打交道，违背自然规律，什么都做不成。越是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技术要求越复杂，一旦技术上失败，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不仅祸及当代，而且还会遗患子孙后代。治水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关系到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利益。水利纠纷处理得好坏，水利决策的正确与错误，不仅影响整个经济建设，而且影响国内的团结和社会的安定。因此，治水更需要戒慎恐惧。在治理黄河中，周恩来针对黄河自然情况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强调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同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人谈及卫生工作时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及发展中医的问题时，再次将中医放到文化遗产的高度看待，说：“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总要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强调中医是文化遗产，把中医提高到文化遗产的高度，其目的就是唤醒人们回顾中医在历史上的辉煌与灿烂，希望人们正确看待中医、认识中医，希望人们能够跳出医学争论的怪圈从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中医、发展中医，希望人们从历史的纵向发展进程中正确认识中医对人类生存繁衍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基于文化遗产提倡重视中医的思想，超越了两种医学体系之间是非、强弱、科学与迷信的争论，从而使人们在思想意识上对中医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与认同。当然，毛泽东对这一文化遗产不是全盘接受、全面保护的，而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提出西医学习中医，要求西医以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中医这一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仍然强调坚持求同存异。他指出：“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针对文化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大同小异原则”。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思想或有着不同，或大同而小异，这样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从一部影片来看，它是静止的、统一的，但它却是暂时的、相对的，把它和另外一部电影一比较，就有着不同，就有着矛盾，也就会有着发展。”抓电影工作，“要在大的方面求同，在小的方面保留着一些不同，这样就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 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依山而建。园内有按照中国民族传统风格修建的纪念亭、牌楼等。陵园正中央是雄伟的志愿军铜像，铜像昂首屹立在高大的基座上，基座的四面均有题词。大门的牌楼上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陵园四周群山起伏，苍松翠柏环绕，山下溪水潺潺。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每一层均以塑像、碑文、浮雕、绘画等艺术形式，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形象。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毛泽东的儿子、志愿军总部翻译毛岸英不幸牺牲。有人建议运回国内安葬，彭德怀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周恩来批示：“同意彭的意见。”这样，毛岸英烈士也被安葬在朝鲜。 年去报社小汤山五七干校劳动。那时候下干校，是要像农民群众一样生产劳动的。干校所在地医疗资源有限，所以报社干部职工下干校期间，也要派比较有经验的老大夫一起过去。医术好、经验丰富的金大夫也被派到了小汤山干校，我们就又在那里见面了。我白天忙劳动，晚上收工有时间了，就去干校医务室金大夫那里看看，见她总是热心、耐心、仔细地在给患者做检查、开药、交待注意事项等。那时干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与人相处，还是很温暖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金大夫不论患者是什么派系，不管他是省部级领导还是普通工友，不论他是不是被关进牛棚的阶级斗争对象，她都一视同仁，把病人当成自己亲人一样看待。”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没有继续设立总书记的职位。六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只规定由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和常务委员会，撤销了此前党章关于设立总书记的规定。第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担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是他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正式称谓。但由于历史的惯性和陈独秀曾较长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影响，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人们在提到向忠发的职务时，一般仍以总书记相称。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把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与总书记画等号，认为前者相当于后者；一种则可能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六大不设立总书记职位，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这种情况，想当然地以为中共六大后向忠发担任中央总书记。
林彪，军事家。原名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蓉、育荣。1907年12月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曾在武昌共进中学读书，1923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在"五卅"反帝运动影响下，参加学生运动，曾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在校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毕业后，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后改编为第25师73团)任见习排长。次年4月，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任连长。 2月中旬，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李先念等人，由于对“文化大革命”许多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与江青等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江青等蓄意歪曲事实真相，颠倒黑白，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的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随即发动了一连串的批斗与围攻。301医院。正在301医院治眼疾的刘伯承闻讯，不顾左眼已近失明，摸索着来到聂荣臻的病房。他紧紧地握住聂荣臻的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东对不公正待遇产生的原因曾作过富有启示性的分析。他认为，不公正待遇是难以避免的。任何社会、任何时期，都会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这种不公平、不公正，有时是为了照顾整体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月召开的中共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为了选举出一个能够执行七大路线，领导全党、团结全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央委员会，制定了三条选举方针：第一，既要选举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也要选举犯过路线错误而又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第二，组织成分要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认识山头，争取最后消灭山头的前提下照顾山头，即照顾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选举能够通晓各方面知识的同志，也要选举只通晓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知识的同志。这三条选举方针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为了团结全党，为了集中各个方面的智慧，要照顾各个方面。按照这样的选举方针，在中央委员名额有限的情况下，势必会使得一些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知识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同志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对这些同志来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这种不公平呢？毛泽东在七大上专门讲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些够条件当选的同志不能当选，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 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普遍认为，决议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同党的前两个历史决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必将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争取更大荣光。 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逐条分析这些意见和建议，做到能吸收的尽量吸收。经反复研究推敲，对决议稿作出547处修改，充分反映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1960年前后，中国受灾严重，人民生活受到影响，罗荣桓曾拖着病躯走到教员、学员中间，走到学员班、食堂、宿舍嘘寒问暖，并指示各部门负责人，要想尽一切办法，安排好大家的生活。一次，他到刚建起来的幼儿园去看望孩子们，一名老师向他反映说，小孩的床没有栏杆，容易掉下去。罗荣桓听了，当即把负责这项工作的领导找来，要他尽快给予解决。多少年来，这位领导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为自己分管这项工作却没有做好而愧疚。
人参加红军的成绩，再次夺得全省第一名。更为可贵的是，以钟循仁为首的县领导一班人，处处模范带头，言传身教，逐渐在全县干部中培养起至今仍为人传颂的“苏区干部好作风”。县参观团赴兴国参观时，特别强调要求“各县代表从实际参观中学习兴国这一革命战争动员的模范县的一切工作作风和他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兴国县被誉为中央苏区模范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称赞。毛泽东说：“兴国模范县，事实上是在钟循仁手上创造出来的。” 各兵团的领导和各军军长、政委相继到了。开会的前一天，三兵团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副司令员王近山还没有到会。到志司来开会的首长们议论纷纷，猜想三兵团六十军一八○师遭受严重损失，彭德怀一定会找王近山算账，因此估计他不敢来开会。三兵团的领导来了，彭德怀走出洞口亲自迎接。他见来开会的是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有光，第一句话就问：“近山同志怎么没来？”听了彭德怀的话，人们紧张的心弦松了下来。但彭德怀的严厉是出名的，他决不会放过任何的失职。会议开始后，当他总结到第五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讲到一八○师的情况时，当着众多军长、政委的面，他把六十军军长韦杰叫了起来，直接点名问道： 12月12日，传来了吴玉章逝世的消息。刘伯承听后万分悲痛。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也是刘伯承参加革命的引路人，两人是师生加战友的双重关系。吴玉章的去世，对体弱多病的刘伯承又是沉重的一击。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阴谋策划与指挥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一时间，“一月革命”引发的夺权风暴在全国各地骤然刮起。 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和刘伯承又聚在一起谈到深夜。他们一致认为：军队决不能被夺权。军队必须保持稳定。解决这个问题已是刻不容缓。在非常时期要使用非常手段，必须搞出几条命令才行。应明确规定不能冲击军事机关，不准随意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不准成立所谓的战斗组织等。 这是质朴的老乡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词汇，但金学曙医生是不拜菩萨的。她有着更为坚定的信仰，那就是七十年来无数新中国建设者们共同的信仰，永远把国家和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共产党人共同的信仰。怀着金子一样灿烂光辉的共产主义信仰，怀着鲜血一样炽热浓烈的伟大爱国情怀，金学曙医生，蜡烛般燃尽了自己的一生，为那面共和国的旗帜，添上了一抹绚丽的殷红，让它永远飘扬在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心中。 “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在上述军事政治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先是在此前提出的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1947年9月1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大举反攻，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蒋介石匪帮的覆灭的前途是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也不能挽救蒋匪的这个命运。”毛泽东在修改这篇社论稿时，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是：“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的常识了。”正是在这段话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对于为什么提出这一口号，周恩来当时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说明。他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 一次次运动中，很多人遭受冲击，流离失所，上山下乡，妻离子散。金医生除了提供经济上的帮助，还把家里的地方都腾出来安放床铺，供有困难的亲友住宿，尽力让他们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像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侄子沈譔的家人“文革”期间，金医生和人民日报社的干部群众一同去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和北京小汤山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干校条件异常艰苦，与北京没法比，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令原本从事文职工作的很多报社人难以适应，有些人因此生病。 陈赓说：“美帝国主义愿意和谈，这是我们的胜利。朝鲜战争对英法等国无实际利益，而西欧本身又受着威胁，所以它们与美国相互间的矛盾是存在的，同时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剧烈，使杜鲁门不能不考虑选择谈判。他想结束朝鲜战争，摆脱被动局面。”朝鲜战场上特别艰苦的生活，异常繁忙的工作，同样影响着彭德怀的身体。原先，彭德怀就患有慢性肠炎，是早年在旧军队当兵时得下的，还有严重的痔疮。这几天，头部又生了一个瘤子，身体日见瘦弱。大家劝他回国检查治疗，他总是说：“这是小病，不要紧，死不了人！”继续在前方坚持工作。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讨论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人选时，有人曾提议：主席由总书记向忠发担任，毛泽东、项英为副主席。可见，当时中共党内也是把向忠发称为总书记的。月召开的四大开始的。四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须互推总书记一人总理全国党务”。月初召开的中共五大，仍然设立了总书记的职位。这次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其中规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一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四大和五大，陈独秀都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地位和非同一般的影响，自此总书记的称谓便同中共最高领导人画上了等号，成了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代名词。但是， 同志们！审议通过这个决议，是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大家要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贯通把握历史、现在、未来，深入思考、深入研讨，聚精会神、集思广益，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把决议稿修改好。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作。“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的“抗美援朝战争馆”，是展示志愿军烈士功绩的地方。笔者独自站立在“志愿军烈士墙”前，怀着崇敬的心情，凝视着墙上的数字。关于志愿军与美军伤亡对比情况，笔者曾采访过在抗美援朝战争云山战斗中重创美军“开国元勋师”骑兵第一师的主攻师师长、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汪洋。这位当年的志愿军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师长对笔者说：“抗美援朝战争，美军伤的多，死的少；我军牺牲的多，受伤的少。原因是美军重武器多，命中后，很少受伤，大都致命，因此我军死亡率高。我军使用的轻武器多，命中后，一般受伤率高，死亡率低。” 洛阳是著名古都，地处中原，西依秦岭，出函谷关是关中平原；东临嵩岳，出虎牢关是中原腹地；北靠太行，有黄河天险作屏障；南望伏牛山，越过山就是宛中富庶之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 郑州地处中原，西依嵩山，北濒黄河，位于伏牛山脉、太行山脉与黄淮大平原的接合部，京汉、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会于此。它“通衢天下，控御险要”，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正是由于它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民党政府才在郑州设立绥靖公署，并派驻重兵把守。在国民党党政军警等机关长期盘踞、剥削压迫下，郑州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备受熬煎的市民，急切盼望着郑州早日解放。 以往我们给家中老人送礼品时，一般只考虑吃的穿的以及玩的物品，而每次送过去时这些老人总觉得这些物品家中不缺，以至责怪我们不该为他们乱花钱。记得大前年的中秋节前夕，我们把节礼送到我父母家，父亲仍象以往一样对我们责怪一番，然而他竟对礼品中包裹水葡萄的几张旧报纸格外感兴趣，并当场拿起来细细阅读。此时我才知道父母亲退休后尽管经常看电视、听广播，但对纸质媒体依然很喜欢，这应该仍然是老人们获取新闻等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因此从那时开始我与妻子决定，今后凡在年底这段时间给双方父母送礼品时，其中一定要有报刊的订单。 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熟读兵书，身经百战，指挥千军，用兵如神。关于如何指挥打仗，他曾有过许多生动传神的比喻。刘伯承一贯反对指挥作战中一成不变的公式主义，将其形象地比喻为“紧箍套是孙悟空自己戴上的”。他说：“在一定计划上，应根据新变化的情况进行主动的灵活的机动。”刘伯承指挥战斗拒绝“不变的老规律”，不留恋于一地一处，善于打破“铁桶封锁”，使敌人摸不清八路军的规律，创造出机动自如的作战局面。在这次夏季反“扫荡”中，刘伯承指挥
旅指挥部，就设在明清古街里。三间白墙黑瓦的木结构平房，一间住皮旅政委徐子荣，一间住旅长皮定均，一间为皮旅司令部。面对一座狭窄的小院子，院子前门正对明清古街，有一后门可通新光中学。旅长皮定均与夫人张烽在居中的一间房小住半年，张烽那时以秘密地下党员的身份在新光学校教书。“皮定均司令员个子不算高，也不算矮。眉毛浓浓的，嘴唇翘翘的。骑着一匹雪青马。他的通信娃子姓赵，常牵着马到学校的操场等皮司令，我们很熟。”张烽的学生、 把不公正待遇当做一种锻炼和教育，既是毛泽东亲身经历的总结，同时又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继承和发扬。自强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强调正确对待人生的种种磨难，认为正是磨难造就了杰出人才。关于这一点，孟子讲过一段众所周知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泽东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方面的修养和造诣极其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在论述不公正待遇对当事者是一种有益的锻炼和教育时，一方面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作为例子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国历史上的事例来进行论证。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就引用了司马迁《史记》中的一段话。他说：“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讲的这些事 座谈会上，有人说，征地时要考虑到农民刚刚得到土地这个实际情况，不要侵占农民利益。这个意见反映到罗荣桓那里，罗荣桓很重视，说：好，不要与民争地。于是，“不要与民争地”便成了政治学院选址的一条准则。参加建院的几位老领导回忆说，罗帅这个思想太重要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他的高瞻远瞩。 按照这个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领导带着一些工作人员，到北京郊区察看了许多地方，最后选定西郊公主坟以西的一块砂石地，这里只有几户农家，还有几处零散的坟墓。罗荣桓到现场察看时，一看便敲定了。他高兴地说：好啊，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地方建设未来。随后，他告诉身边的人，在我们划定用地上的“阴宅”要通知其亲属迁出，“阳宅”要帮助安排好新居。 毛泽东的批复传到总政后，总政立即成立了以罗荣桓、萧华、王宗槐等七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当时称“七人委员会”。政治学院的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投资300多亿元（当时币值。萧华的原则是控制在250亿元以内，预算额是318.72亿元）、近40万平方米的校舍建在哪儿？在参加筹建的人向罗荣桓请示这个问题时，罗荣桓说，开几个座谈会吧，听听大家的意见。 政府管理中，如何协调和处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如何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周恩来的思想方法是“瞻前顾后”。他认为订计划要瞻前顾后留有余地，全面安排也需要瞻前顾后，政府工作就要抓“全面规划，瞻前顾后，分期进行”。周恩来坚决反对只顾眼前不顾将来的短视行为。他指出：“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在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不能只想着提高眼前的生活水平。“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人人都要关心提高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生产、技术的发展慢吞吞的，生活要求提得很高，那就错了；应该生产、技术的发展要求很高，生活提高还要慢慢来。”
日，皮定均派出两个侦察班伪装成国民党军特务队，不费一枪一弹，轻取吴家店乡公所。皮定均随即赶到乡公所，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他要乡长立即通知吴家店南面的两个乡，声称：“国军要来运粮，鄙乡存粮不够，请急送来，另有任务当面交代。”皮定均立即被曾与他一起放过牛的小伙伴认出来了。周其林说，皮定均小时，曾在吴家店一个姓周的大户家放了一年牛。皮定均那张嘴，独一无二，嘴唇向上翘，带着喜悦，给小伙伴们印象极深。年前，两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在这里参加红军，成了“红小鬼”。现在他们带着部队回来了，群众奔走相告，无比高兴。 第三部分“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阐明这一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总结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党领导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容应对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一系列风险考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方面，展现新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强调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的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再用“围三阙一”的战法攻长治城。阎锡山派援军增援长治，刘伯承命令只留下地方部队继续围困长治城，主力部队北上歼灭了敌援军。长治守军见援兵无望向西突围，最终被全歼。刘伯承将“釜底抽薪”的兵法通俗地称为“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比喻战胜敌人必断其给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日，刘伯承在《反对敌人“扫荡”的战术指示》一文中写道：“扼住敌人背后补给线活动，破毁其辎重与交通，使敌人大军粮秣弹油无法补给，也无法持续‘扫荡’，是具有战役意义的……‘锅中点水，不如炉内抽薪’。这要每个抗战军人深刻了解，坚决到敌人背后交通要线上去破击，必须反对正面挡敌等待囚笼加身的现象。” “听说苏军在这里进攻时，日本人死了不少，许多人是死在洞里的，苏军是怎样打下来的，日军是怎样被歼灭的？听说苏军最后是用了水淹法才解决问题的，把实际情况弄清楚，调查研究后向军委写个报告。”“我看了地下工事，又研究了日本军队当时总体布局。日本在满洲里、海拉尔这个方向上，可能是个师团，以满洲里为前线阵地，布置有一个大队或者一个联队，海拉尔附近地域内基本阵地，布置有一个联队，预备队为一个联队。在海拉尔北山构筑了地下和地面相结合的碉堡工事，东面可能是弹药库，西面是指挥部，方向对着满洲里，这样的部署，可以研究参考。” 部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取得了新进展新成绩。过去一年，各级传媒监管工作部门、各新闻单位主管部门围绕庆祝建党百年这条主线，积极服务、主动作为，特别是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厚植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努力管好建好意识形态工作阵地，促进新闻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展现了新作为新风貌。 “打假治敲”专项行动参加单位和相关单位、中央有关新闻单位主管部门、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分管传媒监管工作的负责同志，中宣部相关局室和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了此次会议。
对于蒋介石国民党恢复和谈的要求，中共中央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只会有利于蒋介石国民党，使他们获得喘息时机，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因而决定采取“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的方针，以便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进一步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当天获悉这一消息后，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董必武电，指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我们的方针应使这种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让蒋彻底暴露其原形，以便我们在这半年内外取得转变局势的胜利。在这个电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美方调停，此时形式上我们虽然尚不公开出面反对，但实际上应拒绝之。”拒绝美方调停，就是想让和谈恢复不成。当时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所谓我方两条，即中国共产党此前一直坚持的恢复（1946年）1月13日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与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大”制定的“宪法”。前已述及，这样的条件国民党根本无法接受。提出这样的条件等于实际上拒绝了国民党方面恢复和谈的要求，从而让他们借和谈获得喘息时机以重整军队再度进攻的企图无法得逞。 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到江西省西北部的安源煤矿同李立三等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随后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代主任，主任。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他在长期工作中逐渐认识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该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方针，并曾对当时中共党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过某些抵制。 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人员黄恺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60行长诗——《刘伯承将军颂》，并请人写在一块红绸子上，挂在了祝寿活动会场的主席台上。该诗还被人进一步修订，刊发在1942年12月15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全诗如下： 1942年12月16日是根据地军民为刘伯承祝寿的日子，赶到王堡、赤岸参加祝寿大会的，除了驻地的领导，一二九师所属各军区、各军分区、各旅的代表，太行区每个村子还派了一名群众代表前来祝寿，人员有5000多人。 第七部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围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强调全党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强调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强调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强调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与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连营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示。 这份报告只有百余字，却解决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12月4日，毛泽东便批示“照办”，并在信封上写了“周、朱、林阅，退萧华办”字样。毛泽东不仅批示“照办”，还亲自为“政治学院”定名。起初校名叫“政治干部学校”，中央军委会议讨论时名为“政治大学”，毛泽东反复斟酌后，定名为“政治学院”。
11月21日晚，刘伯承乘火车赴南京，随即投入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11月30日，军委任命刘伯承为军事学院院长（1951年2月4日兼任政治委员）。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大院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亲笔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同年5月30日，军事学院空军系、海军系正式成立。至此，军事学院成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培训陆军、海军、空军中高级指挥员的综合性高等军事学府。1953年2月22日，毛泽东从安庆乘“洛阳”号军舰抵南京。次日，毛泽东让刘伯承和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到他下榻的省委招待所，分别汇报院校情况。因刘伯承在上海治疗眼疾，改由陈伯钧、钟期光代为汇报。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意味深长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 大家进了小屋，揣度这位首长是谁，陈赓道：“你们不认识吧？来个自我介绍，我叫陈赓。”陈赓笑了起来：“我又不阅兵，快坐下吧。”他顺手拿起一个苹果削着：“你们说朝鲜的苹果甜，还是祖国的苹果甜？”大家被问愣了，傻笑着说：“都甜。”陈赓说：“我说朝鲜的苹果更甜。你们不要笑，甜就是甜！是不是怕说不甜就不爱国啦？从政治上说，没有朝鲜人民的支援，没有人民军的并肩作战，要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军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要求我们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根本道理就在这里。” 岁时成了单身母亲，一个人挑起了照顾孩子的重担。后来，儿子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家里的花费特别大。她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硬是一个人扛了过来。焦家第二代跟所有人一样，也都面临着孩子、房子、票子等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抉择。焦家第三代的总之，活在父辈的光环下，特权围绕在身边，但带头吃苦，个人的路个人走，不搞特殊化，不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让人看不起，这是焦裕禄同志的家风。我们需要弘扬这种家风。■ 8月26日，张麟部长在宣传部业务学习会上作出决定，由笔者执笔写一篇《罗荣桓与政治学院》的文章。后来笔者才知道，这是李改教育长最先提议的。李改曾在罗荣桓创办的政治学院任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文革”中政治学院被停办，“文革”后又恢复重建。他觉得，恢复重建政治学院，罗荣桓留下的好思想、好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和坚持，于是有了写一篇文章的想法。他的这个想法先在政治学院常委会上谈过，得到了常委们的认可。常委会后，他就找政治部主任张少虹和宣传部部长张麟落实此事。领导们商定后，执笔的担子就落到了笔者身上。 年底，焦裕禄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当时条件艰苦的兰考主持工作以后，不仅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还把这种热爱劳动的家风传给了家人。他常告诫家人：“不能不劳而获，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为了从小培养孩子们热爱劳动、珍惜粮食的习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经常抽空带着孩子们下乡参加劳动，帮助生产队拾豆角、捡豆子、拾麦穗、刨花生，让他们知道农民种庄稼的艰辛和粮食的来之不易。焦裕禄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后要找工作，妻子徐俊雅就让他想想办法。他说：“这好办，可以叫她下农村锻炼，也可以学理发，还可以去打扫厕所。”一些单位知道情况后，主动把招工表送到了家里，都是些坐办公室的好工作，焦裕禄坚决不同意。他说：“一出校门就想坐办公室，不行。年轻人应该干点脏活、累活，找个体力劳动比较重的职业去锻炼锻炼，不劳动就会忘本。”焦守凤知道后，心中有些不满。焦裕禄就经常教育她说：“咱家祖祖辈辈受人剥削，没有一个读书人，你爷爷因地主催着还债，逼得上吊了。爷爷死后，我领着全家外出逃荒，那时全家吃的是清水煮野菜。冬天无棉衣，你一个哥哥也在逃荒的路上冻饿病死。现在你中学毕了业，成了咱家的‘秀才’，要不好好听党的话，参加劳动，你对得起谁？”后来，焦守凤被安排到食品加工厂上班。焦裕禄知道后，特地找到厂长张树森交代：“我的女儿在这里劳动，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县委书记就另眼看待。应该对她严格要求，请把她安排在酱菜组，这对改造她的思想大有好处。”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发的正式称谓有没有从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变为总书记呢？有一种看法认为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仍任总书记”。但事实上，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明是参加过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任弼时年谱》《陈云年谱》中，以及在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中，在写到六届四中全会时，均无将“主席”改为“总书记”的记载。迄今所出版的重要党史著作和教材中，也均没有六届四中全会将“主席”改为“总书记”的记载。王健英著的《中共中央机关历史演变考实（ 周年时，周恩来指出：“对人民，我们要如对孺子一样地为他们做牛的。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 “小”是“大”的基础，没有小就没有大。江海之所以成为一切小河流的领袖，是因为它善居其下，有容乃大。周恩来的“以大事小”的思想方法，反映了大国对小国善居其下的智慧，反映了政府管理者“人民至上”的理念。 ３月３１日黄昏，陈赓到达志司。当夜就与彭德怀交谈，告诉他毛泽东对战争的看法，以及自己来的意思，督促彭德怀回国休养。彭德怀想坚持到５月朝鲜战局稳定后再回国。陈赓对其负责严肃的态度，打心里敬佩。但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要彭德怀马上回国治疗，绝对不要推到５月。周恩来的电报同意彭德怀去与金日成会谈，动身时间不要迟过４月上旬。陈赓拿着中央的电报让彭德怀看，笑道：“中央来电催你马上回国治病，我看你还敢违抗中央命令吗？”４月４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彭德怀不得不于４月７日动身回国。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会选择在天安门前留下纪念。比如著名漫画家方成，开国大典时不在北京。从香港回到北京后，方成在《新民报》任美术编辑。他说，有一天，不知咋了，就想到天安门去看看，想到那里拍一张照片。去了，心情很舒畅，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画家罗工柳和夫人杨筠是国立杭州艺专的同学。抗战烽火燃起，两人放弃学业，奔赴延安。此后，他们在前线战斗，在后方搞宣传，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年开国盛典后，罗工柳带着夫人在天安门前拍了张照片。随后，他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国家的艺术事业中，创作出《地道战》和《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两幅油画名作。这两幅作品都选取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并将其安排在具有代表性的情节和场面中进行塑造和描绘。这种创作方式，是罗工柳多年战斗生活感悟的凝聚和爆发。 祝寿的代表们上台致完贺辞，刘伯承最后上台。他先向大家致谢，然后读了自己写好的五十岁“自励铭”。他谦虚地说道：“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